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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往之心 特立之志
--关于刘传铭先生《苏东坡大传》的几点思考文/孙亚军
乙巳年九月，得益于书法家蔡知桂引荐，与刘传铭先生相识于蓉城。此前，先生著作略有所读，如《绘事物语——刘传铭美术文集》《一眼识大唐》《论语我注》等。钦佩先生融通古今天人之思，此番成都相见，亲切如见故人。先生赠我《苏东坡大传》，实乃一部厚重的大作。
回应时代命题的大作
回顾整个中国文人艺术家的生命史，论生平遭际几乎找不到比苏东坡更惨的。他的一生是被宋代党争裹挟着只有短暂的时光处于权力中心，大部分时间在流放地。但是，苏东坡的特立之处，在于他决然超越了他的时代，他身上没有怨气，没有因为政治生涯的颠簸流离之苦而怨天忧人，不像屈原因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法施展抱石投江，也不像李白一言不合便游走于江湖，更不像魏晋名士故作嬉皮之态而躲避知识分子的时代担当。苏轼从未放弃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苏轼，无疑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座灯塔。刘传铭先生在《苏东坡大传》中说：“东坡是相信轮回的”，关于“轮回”，刘传铭先生给出的解释是：“关于这种轮回的‘信仰同说’，既属于那位谢世千年‘死透了的大活人’，又属于每一个息息尚生，并且分享着东坡的光荣与梦想、欢乐与痛苦的生命。轮回不是个体生命的又活一次，而是精神复苏的觉醒与吟咏，是一首优雅的、不绝如缕的生命之歌”。因此，阅读苏东坡其实就是在阅读自我，因为东坡的生命属于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人在生命的某一刻也似乎是东坡精神的轮回。刘传铭的《苏东坡大传》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亦是传铭先生的东坡精神之轮回。
《苏东坡大传》在我看来是一部回应时代命题的大作。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眉山考察，前往三苏祠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书记强调的“敬仰、汲取、借鉴”正是为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时代命题，从文化自信到道路自信，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回答总书记提出的时代命题。《苏东坡大传》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写作，作者以宏大的视角触摸苏东坡的心路历程，穿插哲学、文学、艺术等多学科的理论思考，回答了苏东坡的一生从文化自信到道路自信的艰难过程，回答了苏门家风家训对苏轼兄弟的影响，也回答了面对风起云涌的政治波澜，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何以安身立命的问题。全书紧紧围绕着“敬仰”“汲取”“借鉴”三大主题，展开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人生叙述。所谓“敬仰”，刘传铭先生不止一次在书中提及他对苏东坡的无限仰慕。他在《苏东坡大传》一书的《尾声》中说：“从壬寅年中秋到小寒，我用了不到100天写完初稿，速度之快连自己也觉得意外。可仔细想想，我又何尝不是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为写这本书做准备呢？”他又说：“我羡慕东坡，他无比真实地生活了66年，又无比神气地长存于人们更真实的热爱与追思中……我还有恨，恨不早生一千年，得以伴随先生登山渡海，一起走过坑坑洼洼的人生之路。”所谓“汲取”，传铭先生在《苏东坡大传》中做出了自我独特的思考，汲取什么？刘传铭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首先，汲取苏轼在政治风暴中的进与退的智慧。在事关家国天下之命运，苏轼选择的是进，传铭先生在《苏东坡大传·风暴中的进与退》中引用林语堂先生的话说：“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甚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都显然可见，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刘传铭先生认为苏轼在关乎国家命运的生死攸关之时，他的“为公勇”的气概，让人感佩他“殚精竭虑，为国效命”的赤诚之心。其次，汲取苏轼在面对人生挫折与困顿之时的淡泊从容的智慧。众所周知，“熙宁变法”不仅是苏轼，也是所有“元祐党”人命运的转折点，苏轼从黄州一路被贬，直至耳顺之年，也要渡海投荒被贬海南，苏轼没有灰心丧气，没有意志消沉，而是以“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真诚，热爱生活，热爱脚下的土地，热爱所流放之处的百姓黎民。刘传铭先生说：“如果让我来给东坡下结论，那么只需三个字：‘扳道工’，他是一位改变中国历史列车方向的人。从公元960年至1127年，北宋历时167年，其中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5位皇帝百年沧桑编织在东坡政治生命的经脉里，玄、佛、道、儒的思想智慧流淌在东坡的血液里，诗、酒、茶、花的芬芳流连在东坡拄杖的行旅里，悲、欣、沉、浮的体味消逝在东坡能将毒药化甘泉的释然一笑里。三次流放，三起三伏。当经历了乌台诗案，跨过了御史台监狱死亡门槛的人来到黄州，苏轼才变成了‘东坡’。东坡在这里写出了凄风苦雨的‘寒食诗’，也写出了‘二赋一词’的雄风绝唱，经历了冰火两重天，才会有真正的生命‘欢乐颂’。这一切虽是难分幸与不幸，于家国是开启了‘流放文学’的先河，于他个人，则是开启了‘流亡政治’，即践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新天地”。刘传铭先生在《苏东坡大传》一书中，以温情的笔触，写尽了苏东坡人生起起伏伏之后的智慧与淡泊。作者刘传铭先生行文大开大合，意蕴深远，以苏子之心体我心，以我心体苏子之心，读后使人有江上辽阔之感。所谓“借鉴”，作者刘传铭先生在《苏东坡大传》之中，常常以文化学者敏锐的视角，或为人生，或为资政，或为家国提出了自我独特的观点，以为时代，为人生所借鉴。比如书中《母教》一章，写到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对苏氏家风的影响时，刘传铭先生写道：“苏洵离家后，苏轼即从蒙师道人张易简的私塾处退学，改由母亲程夫人亲授。这件事影响深远。此等家学一般多务实，而程夫人课子，犹重‘经书下酒’高古之风。故十岁时苏轼开笔能写出精当沉稳之句：‘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这两句用典的意思是说：‘自风雅不做作，真忠勇不贪功’。如此家风学风世所稀也。再加上以母为师更能将‘推己及人’的儒教发扬至‘推人及鸟’的仁爱泛众。能爱多无沮丧，故清贫苏门乃能笑语盈盈。诚所谓真智慧，能快乐”。再比如，论及宦海沉浮进退得失之时，刘传铭先生批判了中文译者对林语堂所著《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 “有登龙之术，也有谦退之道，而苏东坡不愧为谦退大师”的评论，传铭先生认为，将东坡先生一生的宦海沉浮归结为“术”和“道”，不仅不妥，而且经不起推敲。他认为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读书人，仕进之心一如平常，而实际上他们以服务国家为人生理想，而非进官加爵，更不是以帝位为目标。在苏东坡的一生中，逆流行舟，进退考量当中依然是以勇猛精进为主，而非谦退自保。传铭先生说：“中国知识分子之由仕而士的转化，也是由于发现了除从政一途外还有徜徉山水、著书立说，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新天地，才选择了化被动为主动的另一类进取之道，而非谦退”。又比如在谈到何谓“幸福”时，刘传铭先生说：“幸福就是守住底线”。在常人的眼里，东坡被贬黄州是其厄运的开始，也是被政治抛弃的孤儿。但刘传铭先生不以为是，对于东坡先生而言更不以为是，传铭先生说：“对于苏轼，表面上是被流放、被驱赶，于人的宿命而言，何尝不是他跨越契阔生死、万水千山，在主动寻找一个能够释放全部能量的试验场呢？”我深知传铭先生是懂东坡先生的，千百年之后的轮回，让他们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对于苏轼这样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修齐治平是他终极的精神目标。但很少有人能够在四者当中游刃有余，于是乎，于己而言、于家而言、于国而言，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着平衡，苏轼也不例外。刘传铭先生将这种寻找视为“由仕而士”的蜕变。他在《苏东坡大传·幸福就是守住底线》中说：“由平凡而优秀，有优秀而杰出，由杰出而伟大，由伟大而唯一地一步步转化，这不是神迹，而是在出世与入世的‘叩两端而执中’的精准定位，是在烟云供养中的虚幻和实实在在的烟火气熏沐的真实之间的平衡，是由‘仕’而‘士’蜕变中忘我而不失我的人之终极使命的发现与担当。‘仕’是一个人政治身份之标识，而‘士’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底色。”在传铭先生的心中，东坡是人，而非神，是人就不会永远飘在天空，而应该脚踩大地，是人就得有底线，东坡先生的一生，是为仕的一生，他守住了为仕有担当的使命；是为士的一生，他守住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基本的良知与道义。
大传之“大”
写苏东坡实际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甚至有时候会出力不讨好。这其中的缘由，一方面因为苏东坡实在太伟大了，伟大到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所以很难写到大家心里去；一方面因为前面有林语堂等很多人写苏东坡，如何写出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苏东坡，实在很难，难在历史史实大家都在用，难在如何跳出既成定论的怪圈，站在更高的维度来书写不一样的苏东坡。当我阅读完刘传铭先生的《苏东坡大传》之后，我深切的感受到，当今之时代，写东坡必须要刘传铭先生这样的大手笔、大情怀、大格局、大思想，无此无以立东坡之伟岸，之雄奇。
关于这本书为何叫“大传”？刘传铭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数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没有哪一个人能像本书传主那样被议论、被评述、被喜欢、被颂扬，同时又被误读、被消费、被肢解、被怀疑。唯有‘解码个中幽微，洞悉人心波澜，答疑千年一问’，这部书或才能称‘大传’，才能有别于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和各种版本的新传诗传词传画传书传别转外传，惟此我们才能在东坡逆旅人生和心路轨迹延伸中走下去，让东坡在真实与虚幻的双重之境‘复活’，去共同完成一次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大轮回。”另外，关于《苏东坡大传》一书的写作主旨，作者刘传铭先生也告诉读者：“本书就是想让我们打通认知障碍，捅破解码东坡的最后一层纸，可以在反反复复的‘精神轮回’之途和东坡晤谈对坐、临风把酒、无佛无道、有惊有喜。”作者要重塑东坡精神，重塑当今时代下的东坡精神，东坡不止活在历史中，不止活在学术研究的纸本中，不止活在文人墨客的心中，苏东坡应该是中国人共同的精神旨趣，一千年来如此，未来的一千年也是如此，每个时代都有权力诠释属于自己时代的苏东坡，东坡不死！
除了刘传铭先生给出的答案之外，作为读者的我，认为这部《苏东坡大传》之大，至少还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站在中国文化的高度拉开了苏东坡在历史中的深度与广度，大在站位之高。作者刘传铭先生是著名的文化学者，他对中国文化烂熟于心，尤其对艺术史的深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传铭先生深知苏东坡的确是中国人喜爱的思想家、诗人、艺术家、政治家。千百年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或多或少都受到苏东坡的影响。正因如此，人们称苏轼为中国人“灵魂的工程师”。对于这样一位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着极为重要位置的人物，传铭先生在《苏东坡大传》中必须将苏轼放在文化史的维度进行考量，在《苏东坡大传·诗心不变形》一章中评述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获罪时这样说：“诗人是躺在山川日月的怀抱里用苦难喂大的。所以，更多的诗人为诗所累，为诗所害。轻者如李白戏称杜甫‘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影响健康，重则像苏轼这类因诗获罪，生命堪忧。”在谈到苏轼与陶渊明时，认为苏轼之所以喜欢陶渊明是因为苏轼晚年贬谪生涯生存方式，与陶渊明归隐极为相似，只不过陶渊明是主动的，而苏轼是被动的。陶渊明宁愿躬耕垄亩，自食其力，也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勇敢地与现实决裂，苏轼晚年更有回归自然的志向，但终究没有迈出关键的一步，因此苏轼有“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的愿望。东坡一生中几乎和完所有陶渊明的诗，他借陶渊明的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传铭先生指出：“同根通脉，同声相应，隔代酬答，携手同歌。和陶诗就这样由一个小众的情感表达，在东坡有意无意之间的推波助澜下，丕变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谈到宋代的尚意文化时，传铭先生从东坡爱荷说起，认为：“从屈原之‘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到宋之周敦颐的《爱莲说》，再到现代朱自清之《荷塘月色》，虽同为咏荷，但审美气象已多少呈现出衰退委顿的病态。再比如，当下以宋代瘦金体为宗，官窑器为贵，禅茶味为上，脂粉色为正的那些‘故宫派’‘西湖派’的说辞亦应视作浅薄的播散，与宋之风雅正脉绝缘。不妨夸张一点说，不懂荷花便不懂宋之文化，不懂东坡，更不能理解陈寅恪所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历史判断。推论下去，不懂苏东坡便不懂千年以前那个王朝的转折与荣辱，也就不懂中国文化与政治”。通常情况，我们习惯于将苏东坡的人生看做是儒释道三者合一最好的典范，在理学盛行的时代，苏东坡非但没有排佛老，反而热情地拥抱了佛老，汲取佛老的智慧，在苏东坡的心底儒释道三家本没有严格的区别，因此在苏东坡的身上，儒释道三家呈现出整合之后的博大气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直探本源的勇气。因为儒释道三家的文化在苏东坡身上得到了整合，所以苏东坡的生命色彩才显得真，显得全。在《苏东坡大传》一书中，刘传铭先生这样说：“中国人的文化即中国人的宗教，此一观点不仅可以区分人与动物，还可以培养出君子人格的宏大气象。我相信，苏轼的佛缘殊深也正是基于心中真善美追求，以及有意识和无意识地与一切随缘，杂学旁收，博采众长的合而为一。”
传铭先生的《苏东坡大传》正是站在中国文化的高度，所以全书随处可读到作者深刻的理性思考，从中国文化的大动脉，从中西文化的融徹中，来解读苏东坡，不可不谓之大。
其次，刘传铭先生的《苏东坡大传》内容之广博，有些内容看似与传主无关，实则是刘传铭先生以七十年之人生心路史来书写心中的东坡先生，大在内容广博。我阅读完《苏东坡大传》之后，深深地感受到这是一部洗尽铅华之后对苏东坡的精神世界的全新阐释。作者刘传铭先生时而写苏东坡时而写自己，他们是千百年来的知己，精神契合、神态契合，一个古稀之年的老者面对人生晚岁，能不与知己倾心交谈吗？对于读者而言，这种倾心交谈是古今智者的对话，更是人生智慧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的经验之谈。比如在写到苏东坡的佛缘时，传铭先生以《冷斋夜话》中“梦迎五祖戒禅师”的典故说明苏东坡其实是五戒和尚转世，东坡对此也很认可，并写信给云庵和尚：“今既是佛缘，我就痛加磨砺，希望可以从来处来，回去处去，也算殊盛欢喜”。传铭先生行文至此心有戚戚焉，他深情地说：“直至古稀之年常因机缘巧合，得行走于空相寺、天心寺、宝积寺、少林寺、别传寺、真身寺等佛门弘法道场，与诸方丈品茗参禅，始觉人生真耶妄耶？人之生命也许正是佛陀的无相布施或前世某一生命的今生再现”。在谈到东坡被贬海南渡海时，传铭先生说：“苏东坡真正的天涯流放是从渡海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渡海细节理当不可或缺。对于所有古时大陆人来说，渡海不仅仅是跨越琼州海峡那一湾浅浅的海水，而是跨出人生境域变迁的一道深深的鸿沟，是从陆地到海洋生活的沧桑巨变。”传铭先生在这里将苏东坡的文化视野拓展至海洋文化，看似惊险实则是跨越人生境域的鸿沟。被贬海南，传铭先生认为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将苏东坡的海南生活概括为“六人”，即：“挖井人、注经人、思乡人、教书人、诗人、观棋人”，这“六人”对于苏东坡极为贴切，作为“挖井人”的苏东坡实则在为生民立命，作为“注经人”的苏东坡实则在为往圣继绝学，作为“教书人”的苏东坡实则在传道。东坡不死，刘传铭先生说：“孤岛不孤，人在任何时候只要还有一口气，都无法成为绝对生活于孤岛的局外人”。想想看，这样的语言不仅对苏东坡适用，而且对处于生活困境当中的人未尝不是一种鼓励。苏东坡在海南时，与一个叫张中的人过往甚密，张中喜欢下棋，常常与苏东坡的儿子苏过对弈，东坡于是乎成了观棋人。传铭先生在《苏东坡大传·局外观棋淡如菊》一章中说：“人生如棋但非棋，对于胜者，说一句‘胜负不必计较’容易，对于败者，只要血是热的，‘胜败欣然’的话是说不出口的。东坡不懂棋，但他懂诗、懂酒、懂生活、懂人生。当他以局外人的视角写出棋境哲理时，岂非如一个人生胜家在俯视成败荣辱、前程往事和海岛的穷厄困顿。海南岛，东坡的另类收获之地。”这是千年之后的智者对千年之前的智者的理解，我想这种理解苏东坡是满意的。如果说《苏东坡大传》中上述的智慧之语是千年之后的隔空对话，那么书中对所涉猎的文化常识的补充，则体现了作者的温情，我在上文说过苏东坡不好写，一来不能写得太学术化，这样疏离了千千万万热爱苏东坡的中国人；一来不能写得太庸俗化，这样脱离了苏东坡的本真。那么，刘传铭先生的《苏东坡大传》就显得十分重要，雅俗共赏，既不失其学术思想的严肃性，也不失宋风宋韵之下的苏东坡的雅致。比如，在写到宋代的时代气息时，传铭先生在《苏东坡大传·等闲登天》一章中，为读者详尽地普及了宋代的政治环境、科举制度，以及与苏东坡同时代的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等等，传铭先生认为：“认识一个人的前提是看清他所处的时代……了解他生活时代的思潮和政治格局是认识这个人物的先决条件。考量他人生顺逆进退的每一步，都要看他的选择和时代选择能否叠合”。在写到三苏离开故土眉山，准备进京办理注官手续这一章节时，传铭先生为读者普及了“三峡”的文化常识，他引用南北朝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三峡》一文，为读者介绍了地理意义上三峡和文化意义上的三峡。作为诗人的三苏父子，此行出川行吟大地，因此结集《南行集》，传铭先生借此又为读者普及了苏轼的文艺观：“所谓诗者，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正是诗之美学‘游戏说’的中国版本”“游戏说，更偏重美景、美情、美歌、美食、美人、美文、美好意向、美妙联想的美感轻松表达，也就是谈笑间的自然流露。”“东坡的美学思想一以贯之：‘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求新、求变、求美、求真的文艺观，将这一思想说得明明白白”。全书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数，比如在说到苏东坡凤翔任职期间，看石鼓文时，传铭先生顺势为读者又普及了关于石鼓文的文史知识，谈到王安石变法时，他又为读者分析了自北宋之后，史学家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评述等等。我想说，如此关照当下读者之感受，如此真切的让人们了解苏东坡，非广博无以成之，广在视野之开阔，博在文化沉淀之深厚。
读完刘传铭先生的《苏东坡大传》，让我感受到先生所写的《苏东坡大传》大在其心。在当下这样的时代中，时代需要一个大写意的苏东坡，需要一个融通古今中外的苏东坡，需要一个处乱不惊从容淡泊的苏东坡，需要一个有担当有气魄又不失人间温度的苏东坡，这样的苏东坡只有传铭先生的《苏东坡大传》能够担当。
一个哲学命题
当我阅读完刘传铭先生的《苏东坡大传》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对于一个文人而言什么最重要？可能有些人会以“立德、立言、立功”来回答，期待精神生命的不朽尤为重要。我的回答是自由，自由最重要。陈寅恪先生说：“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尽管苏东坡的一生是被政治裹挟着前行的一生，但幸运的是东坡先生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他、包容了他。其实，刘传铭先生在《苏东坡大传》当中，为苏东坡，也为当代所有热爱东坡先生的人留下了一道哲学命题，那就是视自由为故乡。他在《苏东坡大传·视自由为故乡》一章中说：“十几年前，黄州苏东坡完成自我救赎之时，也就宣示了中国诗之精神传统的胜利。这是屈原九死未悔的坚决与无辩息谤智慧的胜利；是庄周齐物天人，抟风逍遥，以梦为马，跨越虚幻与真实的胜利；是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云淡风轻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合二为一的胜利；也是视自由为故乡的人类共同理想的胜利。中国真正的读书人，无不记得孔夫子那句：‘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追逐理想的人，无一不是背着乡愁浪迹天涯，以无家可归、有家难归的沉重步履，在寻找生命的价值理想。”
视自由为故乡既是苏东坡一生为人、为艺的真实写照，也是苏东坡自我生命哲学的集中体现。“视自由为故乡”这个哲学命题隐含了苏东坡“寄寓”的人生态度。什么是“寄寓”？“寄寓”是相对于“独存”而言，最高境界是“独存”，即不借外物而自得其乐，如儒家的颜回就是“独存”式的人物，而“寄寓”则是与外物相接，但不陷入物欲，只是以非功利的审美态度游观之，聊寓其意而已。“独存”是圣人之心，而“寄寓”则是及圣之心。传铭先生《苏东坡大传》中所展现的苏东坡的快意人生，豁达人生，无不是“寄寓”的外现，在刘传铭先生看来生命来自于自然，又解散归还于自然，生命的本质只是一段小小的“寄寓”而已，正是看到了自由故乡背后的“寄寓”本真。诚因如此，苏东坡无论在黄州还是在杭州，亦或是在惠州、海南，才能以“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寄寓之心遨游天地，才能放飞神思于诗词当中。正因为体会到了自由为故乡背后的“寄寓”之情，传铭先生才在《苏东坡大传》的引言中谈到他对生命的认知：“中国人的文化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思想认知，为我与前世那些千年隔膜的灵魂搭建起死生契阔、携手同行、牧马放歌的天边高台。也是为今生与生命告别时，能对自己平静且又无比欣然地说一句：我这辈子，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我热爱生活，亦甘于平淡；我热爱生命，才不愿意苟活。”我相信，传铭先生“视自由为故乡”这一哲学命题背后的“寄寓”之思，也是当下所有中国人所期望企及的精神高地。
“视自由为故乡”这一哲学命题背后还隐含着奔赴自由时的生者多艰的倔强之姿，奔赴自由时的独行特立的人格气象。因此，凡是古代“视自由为故乡”的读书人都有着超尘脱俗的气质和极其丰富的文化性格，在刘传铭先生的笔下，苏东坡有着刚直不屈的气节，有着民胞物与的同情心，也有着洒脱飘逸的气度。苏东坡的一生三贬，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从地理空间上看越贬越远，但从文化意义上看，虽是被贬但却在精神上成就了自由旷达的苏东坡。刘传铭先生认为苏东坡一直在被贬之路上进行着自我的精神救赎，被贬之路越来越艰辛，反而让东坡的精神气象越来越宏大，这种宏大既来自于参禅悟道的内省，也来自于他对生命的热爱。刘传铭先生在《苏东坡大传·生命从六十岁开始》一章中，对精神奔赴自由的苏东坡写道：“他可以将自己的悲喜得失放到一边，理想幻灭也可以很快忘却，但家国之忧、苍生之苦是无论如何也放不下的。平平常常的江边小城黄州却见证了奇迹的发生，神奇的东坡放下了羁绊。他以一种放大的自我也是更加真实的自我，一种比‘接地气’更加深刻的植根泥土的谦卑，完成了一个更高贵、更干净、更骄傲的灵魂塑造”。
视自由为故乡是刘传铭先生在《苏东坡大传》当中为世人留下的一道哲学命题，在传铭先生看来苏东坡的一生是在追求栖息在自由的故乡，他所付出的艰辛是常人无法体会的，东坡心怀“寄寓”之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让自我获得了精神上的自我救赎。
《苏东坡大传》无论如何都可以称作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佳作，也可以看做是当代中国的时代力作，它不仅是刘传铭先生五十年来的苏东坡情结的一次总结，而且是治愈当代中国人心灵的一剂良药。
责任编辑：张联
编审：王洁
终审：成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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